| 我在美国的丹佛艺术博物馆讲课前两个小时，狂风大作，乌云翻 卷，并夹杂着硕大的雨滴。本来挺暖和的日子立刻冷了起来。听丹佛的 朋友讲，这在丹佛也是极罕见的天气。随着天空提前到来的黑暗，我的 心情有些沮丧，生怕听众因此不来或少来。冷场对讲演者十分残酷，多 少也算是考验。
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古人的起居》。国人对此内容大都不屑一顾， 自己怎么生活自己清楚，犯不上听别人叨唠。可外国人对此感兴趣,愿 意知道2000年乃至更长时间，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怎样一个人 文环境中生存，后来又有什么变化。
准时热情的丹佛人给了我尊重。他们都来了，其中不少白发苍苍的 老者。这让人感动。在丹佛博物馆的教室，我向他们致谢：感谢他们在 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给了我无比的温暖。
如果在2000年前，我们不会这样坐在椅子上听课。孔夫子讲大课 时，一定是双膝着地，上身挺直，专业术语叫跽坐。盘腿坐叫跏趺坐， 俗称打坐。参加过日本正式和式场合的人，都感受到了跽坐的不易。反 正我连十分钟都扛不住，就被好心的主人批准打坐了，可有些胖人连打 坐也都扛不住，只好赖坐了，没姿没势。
中华民族是个兼收并蓄的民族，襟怀宽阔，海纳百川。2000年前， 人类生活方式就分得清楚之极。亚洲地区都坐在地上，称席地坐，欧洲地区都坐椅上，称垂足坐。席地坐和垂足坐是区别人类起居方式不同的 基本标准。我们想一下，躺着不会有什么不同，站着也不会有什么不 同，唯独坐着，就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人类起居在分类上就以坐姿为 准。如果我们究其原因，气候与地理可能是构成两个起居阵营的根本。 我们知道，亚洲地区早期人类的生存之地大都较干燥，而欧洲则较湿 冷，湿冷的欧洲人很早就被生存之道逼得被迫高坐，而贪图安逸的亚洲 人在地上赖了许多年。
在汉唐之际，只有我们中国人利用了这几百年的时间，改变了起 居习惯，由席地低坐改为了垂足高坐，视野随之开阔，精神空间也随之 开阔。至今亚洲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大都还和2000年前雷同，比如前面 提到的日本，还有印度、朝鲜（包括韩国）、泰国、孟加拉、斯里兰卡 等 等。
可我们还是保留了很多早期生活方式的习俗，还留下了许多痕迹。 比如语言，我们管吃饭叫筵席，结婚时常大摆筵席。筵的本义是铺在地 上、坐在屁股下的大席子，而席则是摆在面前当桌用的小席子，可以视 为桌面。再有，中国话中有关席的词汇很多，如席地、席位、席次、主 席，当然还有副主席。这些都与我们先人的起居形式有关。显然今天的 “席地而坐”屁股底下不需要真有席子；联合国给中国的席位上也不 必铺上一块席子；逐个进入会场每人也不用手中拎一块席子；而主席绝 不会坐在一张硕大的席子中央。其实，说来可乐，主席的本义就是席子 中央的那个主要男人，而英文的主席“Chairman”则是椅子上的主要 男 人。
用比较的方法容易让别人听懂并有兴趣，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可以 发现自己忽视的问题。讲课对我是一个锻炼，许多思考了许久的问题在某一时刻顿开茅塞，碰撞引起的振动最容易激发出火花。每当此时，我 就想起一句佛教术语：积思顿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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