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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芸：可我听说，你在国美当系主任，当院长，十几年，连房子都没有。
潘公凯：是啊，我离开杭州的时候是无房户，我在杭州当院长时，的确分了好几次房，但是没给自己分。我现在在杭州，还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也是给别人住，也不能给我，只能是租的，所以我是杭州无房户，我一间房子都没有。
王瑞芸：你当院长，就是给自己分房子也不是很过份的事情啊。
潘公凯：是也不过份嘛，但是分房子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压力大到有的人几乎要到分房小组的组长家里扔炸弹去了，就要这种程度……
王瑞芸：那你要面对很多很不好玩的事情啦。
潘公凯：其实我也不是去选择这种不好玩的事情来干，而是不好玩的事情堆在面前。比如说文革这种经历不用说，文革以后关于我们家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身后之事的处理……
王瑞芸：也很麻烦是吗？
潘公凯：麻烦得不得了，包括我母亲的病，我哥哥的病，我家里也没有劳动力，所有事情都是我干，所以我说我干过各种事情。你都找不出美术界所有别人会干的事，我有不会干的……我经历过的事情和体会到压力，估计同代人中是很少的。所以我为什么没有上大学读书，我是根本不可能读书，忙到根本不可能读书。
王瑞芸：那你不觉得牺牲挺大？尤其你又是一个男性，对于你们而言，个人前途很重要啊，安身立命，建功立业啊。
潘公凯：牺牲就牺牲，我历来对牺牲不太在乎。我当时实在太忙，就觉得读书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总会有机会的，我总觉得自己的事情一般都不太重要的，比如我要抓紧时间处理我母亲病，尤其是我哥哥生病，连续几年跑医院，想方设法弄药，求医，诊断，开刀……
王瑞芸：全是你在做？
潘公凯：对啊，护理病人我是一等，我是很好的护士，我是连静脉注射、点滴都会做，我对药都很懂的。对肿瘤什么我都懂，我买书来研究并与医生讨论。我护理病人护理很长时间，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做过……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在常态生活当中健康、正常、积极地活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积极、健康地活着，如果要是还有一点成果的话，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就要努力的做到这点，做到这点以后，我们再去想怎么能够再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种超越生活的途径。因为毕竟，虽然我们可以很健康地活下来，那毕竟也是一件很没劲的事，还要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种很宽松，很自在一种心态，能够谈得很明白就是这样。
王瑞芸：别人看来你是一个艺术家。但想不到你的生活工作方式跟别的做艺术家的人那么不一样，你95%的时间都在做行政工作，而且是拼命工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潘公凯：我这么做，并没有一个得失关系在其中。若考虑得失，像我这么做到现在，我就活不过来，撑不下来，这个过程非常之艰苦，一般人都承受不了…… 其中除了工作量，还包括难度，风险，困难……都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现在人只看到结果，这个过程之难没法说，做的过程没有人理解，说一个月也说不完。所有的困难都要自己一个人吃下肚去，在别人面前还不能流露出来，只能流露的是饱满的热情，并且要用这热情感染别人。总之，所有的难处一点都不能对别人说，因为你要说难，所有的人都会说，你不要干好了。我只能把事情都说得很容易，这样别人才能跟着干，因为谁都不想做难的事情。由于做得多，甚至教育部也认为，我只要做到现在工作量的1/3就很好了，我这个校长就已经做得很像样了。
王瑞芸：假如做1/3的工作量，你也可以达到超越，那么……
潘公凯：当然，就是不做，也可以超越。但现在机会特别好，你不做别人就做了，对中央美院来说，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对个人充满机会，对中央美院也充满了机会，作为一个中央美院的领导，不抓住这个机会，你会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后人，你不上，别人就会上，我做得好，别的学校院长也就干起来，你追我赶，大家都干起来。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代价非常大，我如果不是心态好，就是不去跳黄河，身体也会垮掉。一个学校在快速前进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层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找到我这里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这里就是终点，我得全部接受下来，不能往上交。我就必须独自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一个人如果考虑自己，绝对干不下来，我这个人是不怕丢官，不怕不被理解，不怕冒险，不怕承担责任……只有这样事情才能做成。而我倒没有感觉事情做成了，达到一个结果，获得某种位置，我对这个没感觉。
王瑞芸：那你对什么有感觉？
潘公凯：对于把事情做好有感觉。一做起事情来，人会想到风险、困难、委屈、牺牲，我对这些都不害怕，甚至不排斥，因为做事情没有这些就没有快感，那还有什么快感？我这个人是……平时说话声音也不高，但一碰到事情时，人是很兴奋的……
王瑞芸：这真是很少见，其他人也想做事，但都希望事情越容易越好。
潘公凯：是啊，事情本身也可以容易地做，也可以困难地做，我就喜欢把事情做得好，不喜欢做得不好，当然就有难度，而越是有难度，我越是兴奋。我是一谈到事情马上兴奋就来了，如果事情特别难，就更兴奋，状态会特别好。
王瑞芸：你在年轻时就这样？
潘公凯：一直这样，我对困难的准备太充份了，我从小学就开始作思想准备，准备吃苦和承担。我母亲生我是40岁，父亲50岁，因此他们非常宝贝我，我也特别听话，是那种特别好的孩子，对自己要求很高。我从小学一、二年级就反抗母亲的呵护，想锻炼自己，就觉得经历困难是必要的。我从小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我愿意吃苦到什么程度呢？我插队后，当时感觉浙江的农村不够苦，对自己的磨炼不够大，还要找一个更苦的地方去，就跟几个同学约好，打算要找一个更远更苦的地方，都已经在动手做了，但后来有同学改变主意了，最后没有做成。
我从小到大，文革，下乡，回美术界……经历多，体会也特别多，特别复杂，我的经历前后都非常特别，别人的特别只会在某一时期，而我前前后后都特别。我在下乡前就很特别，一直是学校的特优学生，尖子学生，老师特别喜欢。在当时的理想教育下，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心思就比别人多，想得非常复杂。
王瑞芸：如何复杂？
潘公凯：想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我从小就想很深的问题，比如想个人和群体是个什么关系，读很多哲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进化论，然后，列宁对共产主义，对人类理想的论述，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有就是文学作品，俄国的……我从小一直企图理解社会进步，革命，人生，对社会做贡献等等。我的人生主要从心态得益，从有理想得益。
王瑞芸：你这种表现，周围的人，比如那时你的同学老师怎么看你。
潘公凯：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很多人非常正面，非常上进，那时青少年的思想状况比现在纯得多。因此我从没觉得自己很好，我和当时的学校环境很协调。只说我当时的老师，我在小学的班主任，是全浙江最好的教师，得到过一大堆荣誉。她非常非常爱孩子，教课极好，板书非常漂亮，会唱歌会跳舞。她教的课，很多要在礼堂里上，后面都是听课的老师，数量比学生还多……所以，理想在我这里不是看书得到的，而是身边有一大堆榜样，人都很好，善良，努力，对理想充满热情。
我的家庭环境也很好，我家里没有那些是是非非，家里没有小事，家里不吵架，永远很安静。我当时生长的环境就是这样。其实在文革前我父亲也有很多起落，但他是典型的儒士，对这些事情都有非常好的控制力。父母都不抱怨，小孩都感觉不到他们承担的压力。
我的思想最初是跟家庭有关，家庭影响的确重要也很持久。但其实我思考判断的问题超出了父辈的影响，我所受到的所有教育整个都成为我思想的来源，很复杂。我如果在思想上有什么优点，我是能够把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串到一起，全成为有用，这成为我思考的出发点和素材，我的东西都是业余学的，我理解了，就用，还把它和其他的东西串连起来，不浪费的。我学进的东西都可以用的……所有这些影响，让我很习惯一直把心思都放在大事情上，从小目标就太远大了，从小都在想共产主义，人类大同，我把所有有关共产主义的书都找来看了。
王瑞芸：现在有没有破灭呢？至少对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破灭了。
潘公凯：没有这么简单，不能简单地说共产主义理想破灭，马克思以后这个理想被后继者发展或曲解，被后来的很多事情把共产主义这个朦胧的远景弄到不同地方去了，它原本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与大同、自由、平等、博爱，都很一致。但共产主义作为远景目标在实践过程中被扭曲，这些问题我都想过，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在思考。因此我不会简单否定，或者简单肯定。我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这样，对想不明白的事要追到底，对理想问题我现在还在想，思考了几十年，弄清楚。
王瑞芸；你父亲当年的追求，别人都看得见，都有口碑，那么你现在也有追求，别人也看得见吗？
潘公凯：别人只知道的是我做成的几件大事，但并不知道我怎么想，具体是怎么做成的，我不愿说，说也很难说清，我所经过的主要是个生命过程，说不清的。我的思想状况，从表面看不出来，别人不会知道。别人看我是院长，其实当院长是为了做事，事做完了就可以辞职不干了。我也不单纯是一个画家，我很少有时间画画，我很想有时间画画，画画是最愉快的，但就是挤不出时间，因为总有事比画画更急、更重要。我欣赏马克思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之一的人们。”就是说，人要全面发展。未来的人在感性上，理性上，心智和体能上都将是最好的。
王瑞芸：有人伤害过你吗？
潘公凯：这太多了。但我往往比较健忘。
王瑞芸：你总要生气吧？
潘公凯：生气也生气，但忙了就顾不上了，我没有报复心，我对于报复，妒忌没有体会，但都研究过，就是人与人怎么对待这些问题，要想清楚，不清楚，就不能理解。就说那时候……在文革中社会对我们家非常不公，我父亲和我们家的冤案是全美术界最大的冤案，这么多年我不抱怨，只是努力干事。我倒不是有抱怨，硬忍着压抑自己不要抱怨，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我就没有生抱怨这个情绪。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想去深刻理解文革这个事情本身，我将可以抱怨的对象都没有。我是花好几年的时间去想社会的问题，这就没有空间留给抱怨了。其实这已经可以被理解为是超越了，超越了个人的利害，我在那个时期也不想自己的得失。而且我也知道，抱怨一点点意义都没有。
王瑞芸：你在《守护理想》中曾说，要在人生中做实验，实验的命题是坦诚。因为你说在文革中“当时我周围几乎所有坦坦荡荡的人和说真话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所以我要试试看能不能既坚持做到坦诚，又能做成一些事情。”你这个实验做得怎么样？
潘公凯：坦诚我一直做到现在，很好，我自己比较畅快，觉得人跟人不需要撒谎，但也不是把话对谁都说，人家不需要听的，当然就不要说了。我对人都很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自然。
王瑞芸：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坦诚，导致做事情失败。
潘公凯：当然有，好心没好报，是常有的事，常人看来很吃亏。我平时不去想吃亏不吃亏的问题，因为我很少在乎个人利益，我没有那种少了一笔钱或者少了什么的吃亏感。名和利这些东西跟人心态有关，人如果对自己不够自信就会很重视名、利。我对物质一点追求没有，我个人很少用钱，不抽烟不喝酒，衣服买得都很便宜，没什么用钱的地方。更是因为我还比较自信，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自信。也不求名，就是说，不需要外界对自己作肯定，我自己最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在任何位置上我都会一样做事，任何情况对我会是一样的。
王瑞云：学院的群众、教职工对你的所作所为是否理解？或者对你的辛苦付出是否了解？你的上级领导对你的工作了解吗？工作中碰到过有人恶意中伤吗？
潘公凯：多数教师对我的工作情况有一点大概的了解，大家基本知道我一直很忙，但不太清楚在忙什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我忙的程度，比如院办的秘书。其他的人都不太了解。也有些教职工对我的工作情况完全不了解，或者不屑了解，因为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有的还免不了对我有怨恨，比如评职称，升职务等等，十个萝卜两个坑，就生怨恨，有破口大骂的，有发短信威胁的。总以为我院长说句话就可以进，其实哪能呢。有的甚至在网上大写匿名信，造谣诽谤，恶意中伤，骂个没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的态度是不关注，不理睬，随它去，因为我精力顾不上，也没兴趣应付，我平时实在太忙。
上级领导中有工作联系的，对我就比较了解；没工作联系的，就不太了解。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作汇报和宣传。我找领导，都是为了工作。我从不为自己的事找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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