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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春辰
本文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2009年评论奖
引序
2009年冬天对于北京的艺术区特别不同寻常，因为很多的艺术区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被告知这些艺术区将被拆除，为的是预留开发土地，扩大北京的城市建设规划。规划区域包括北京朝阳区东部、北部区域十几个村落，而这些村落和地方恰恰是近十年来蓬勃兴起的艺术区的集中聚集地，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家带动了这些村落兴建艺术家工作室的热潮，使北京独具了一种生机勃勃的艺术生态环境，事实上也使得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对象。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北京城市建设也急剧地扩大，城市轮廓线一次又一次地放大，处于五环之外的这些村落及艺术区都在发展规划范围内。至此，上百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将被拆除，有的已经拆除，大量艺术家又得重新寻找另外的寄居地。但是，对于艺术区的拆除并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它涉及到城市用地征集的法律程序、农民自有土地的权益、艺术区兴建的法律手续与界限以及艺术家租住的法律保护和权益等。它们涉及到一系列社会关系与法律规章，涉及到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其中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交织在一起，建房手续可能不齐全，租用工作室合同可能得不到法律保护。[1]
2009年12月29日，艺术家在正阳艺术区举行了“暖冬”活动； 2010年1月12日在008艺术区举行了第二次“暖冬”活动；2010年1月21日举行了“拔河”维权活动。艺术家的诉求是“保护艺术家的合法权益”、“维权，中国进步的动力”、“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反对无良拆除”、“反对欺诈”。正因为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的权益，他们的暖冬活动不仅引起社会、媒体的关注，也部分地解决了个别艺术区的拆除赔偿问题。
事实上，这次艺术家的“暖冬”活动不过是90年代以来艺术家与居住空间不断搏斗的一个继续[2]，获得的小小赔偿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可以获得稳固的工作室环境，该拆掉的依然拆掉，只是在维护权益方面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但并不能阻挡城市化的扩张步伐，也不能遏制对艺术的消极态度。
显然，自然、自发形成的文化艺术生态没有受到重视，甚至不被认为它们具有社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不断上演的悲喜剧。一则因为艺术而抬高了某一区域的文化影响力和地产价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这奢华的利益而必将艺术驱逐出去这种地价升值的地区。艺术总是在漂移中寻找着自己的梦想地，艺术总是带着社会进程的痕迹运动着。
这些艺术区拆迁事件又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强制拆迁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具有相似的关联问题，甚至其他地方的拆迁引起的社会冲突比北京艺术区的冲突要严重得多，[3]不仅引起社会关注和重视，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讨论和争议，并随后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4]这是伴随大规模城市化运动而发生的社会问题，波及到一系列社会关系与法律的重组和利益的冲突。对于艺术区最终还是会被拆掉的，是否出现其他大规模的艺术区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此我们看到了艺术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影响，它所反映的问题不完全是艺术自身的问题。到此，我们就要反思在中国，艺术究竟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如果有真正的当代艺术，面对社会巨大的变革要不要无动于衷？艺术家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意义？通过艺术，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什么？艺术如何在中国产生意义？换句话说，艺术区并不能代表艺术，城市化拆除的艺术区并不是艺术，而涉及的是公民社会的公民权利与法律权力、法律制度。
当艺术家起而去维护他们受到损害的权益时，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的。这种方式的主旨不是艺术，而是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基于他们在现实中遭遇到的问题所表达的诉求。应该说这是一种别有含义的当代艺术，艺术家维护自己家园的维权行动就是艺术。可以说，这是一种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的象征。（图片：众多艺术家躺卧在雪地中照片、栗宪庭披挂棉被的照片）
这不是艺术家第一次以艺术的方式与行为来介入社会，就最近三十年而言，艺术家事实上一直在对社会进行着思考，这成为他们作为艺术家的一种标志和身份。至于如何体现这样的思考、如何展示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意义和作用，则因人而异、因时期而异，也因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差异。
本文写作围绕批评展开，试图以“艺术介入社会”的视角来观看近些年中国的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特别现象，希望在各种不同的批评话语中来突显、重新肯定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关系。中国的当代艺术有许多的路径可以选择，也需要强化许多不同的艺术维度，如艺术语言问题、中国传统与当下问题、中国所发展的新的文化艺术与国际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今天的批评话语所讨论、争论的内容。本文写作则集中在“介入”关键词上，来寻求进入解读、认识、分析及批评中国当代艺术的新领域，以期拓宽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的视角和深度。
2010年1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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