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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社会是中国左翼美术的主张
在中国的现代美术史上，也产生了很多强调艺术与社会结合的主张和潮流，甚至可以说由不同团体和政党倡导的艺术观念和政策构成了现代中国艺术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艺术发展。
中国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动荡、国内外经济、政治矛盾激烈，中国CP领导、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左翼文学艺术团体，提倡“普罗文学”、“普罗戏剧”、“普罗美术”，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美术运动，主要以美术社团的形式开展活动，这些左翼美术社团从20年代末开始出现，先后有上海的漫画会、五三漫画社、朝花社、一八艺社、时代美术社等。[19]它们倡导新兴的美术运动，如漫画会的行动纲领要求“漫画会的画家们的作品要深入街头和工厂，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甚至提出“以绘画为武器，积极促进社会革命”[20]的主张。时代美术社成立时发表的《告全国青年美术家宣言》明确表示：“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21]。1930 年2月21日，鲁迅在中华艺术大学的演讲《绘画杂论》中，号召青年美术家“为社会而艺术”，提出“艺术家应注意社会现状”，用绘画“传播我们的思想”。[22]左翼美术运动的倡导者许幸之在《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一文，要求美术家要“深深地走向大众”，“走进工场”，体验和理解工人劳动者的生活，用自己的作品为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劳苦民众服务。[23]左翼美术家在艺术观念上，要完成由“唯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社会而艺术”、为民众服务的“大众美术”的转变。[24]1942年，MAO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25]
左翼美术的实践是以深入街头、走向民间、到群众中去、深入生活来展开的，它承袭了五四运动倡导的艺术思想，即“艺术社会化”和“社会艺术化”，也是“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的延续。在20至30年代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美术界都在大辩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社会）而艺术”。[26]它们对左翼美术深有影响，虽然与当代的介入艺术不尽相同，但看待艺术社会关系的视角是一脉相承的，仍然可以发现它们的积极意义，仍然可以发现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它与社会、政治的特殊关系。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将艺术塑造为社会构成结构中的积极元素之一，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是建设现代国家的一种努力。
介入与社会学转型
进入到当代社会，对于艺术，事实上依然充满了争议。艺术并非是一处相安无事的净土，在所谓的商业化氛围中，相反弥漫着更加浓烈的价值判断之争与意识形态的硝烟。而对于艺术之争，也不仅仅是艺术的问题。在创作与批评的层面上，这二者也存在着巨大鸿沟，是矛盾与互动的关系，一则是艺术家依据个人经验、艺术观念、社会氛围、市场影响在创作着，一则是艺术批评家依据不同理论、经验对当代艺术提出种种的批评意见，试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二者并不总是对应的。
例如，近几年，中国的艺术批评家一再地提出“艺术的社会学转型”，这意味着艺术批评家感受到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去看待中国的当代艺术，或需要重新评价中国的艺术。2003年，在深圳美术馆举办的艺术批评论坛上，李公明提交了“论当代艺术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学转型”论文、孙振华提交了“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论文。[27]2005年深圳美术馆举办了以“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为主题的论坛，出版了《艺术与社会》论文集，这里所说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按照论坛主持人的看法，“不只是仅仅指当代艺术的创作，同时还包括关于当代艺术的批评写作和理论写作”，而且着重强调了“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作用，当代艺术应该具有现实关怀，勇于直面社会现实，紧扣社会问题”。[28]
这里说到“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尚有深入发掘的地方，也就是，这是要求现有的艺术去进行转型？还是已经发生了这种转型？或仅仅是换了一个观察与研究当代艺术的角度？从创作上，转型意味着一种新的潮流的出现，实际上这在目前并不是一种潮流；在批评方面，社会学转型更多是作为一种理论倡议，“在于让艺术理论重新关注社会事实，重新解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重新理解艺术家表面看来属于个人化的行为方式，并寻找背后的社会动因，寻找与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理论不同的解释路径，从而为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29]作为批评话语，是在多个维度上进行工作，既可以对已有的现象进行分析、批评，也可以根据现状而提出批评意见，归纳出发生的逻辑事实，还可以依据某一理论，提出某种构想性的方案。
本文将写作落实在“艺术介入社会”这个议题上，是以已 经发生的艺术现象来分析的，而这样的介入型艺术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没有作为主流形式（更多时候不会成为主流形式），或没有受到广泛重视，有时候倒被忽略、忽视或贬抑。所以，这里的介入就不是“转型”的问题，而是被重新认识与肯定的问题，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是重新发现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当一种有意义的艺术被肯定后，历史是可以在此基础上被创造的，这正是理论与实践互证与互动的关系。
实际上，当笔者开始以“艺术介入社会”这样的线索撰写本文并分析中国的当代艺术时，却吃惊地发现具有肯定意义上的参与型、互动型、介入型、干预型艺术在当下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艺术的独立性和个体性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艺术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对艺术的公共性关注的缺失使得我们的艺术趋于狭窄和自我局限，也容易导致艺术丧失应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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