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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谩骂成为一种流行
媒体与批评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网络时代的来临，网媒大量产生的同时，纸媒也因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做出多种调整。新时代新媒体，批评家该如何应对？又该如何与媒体磨合，形成对艺术发展更有价值的声音？
吴 鸿：批评家需要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批评家需要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媒体。以简单线条来说，“85新潮”时期的《美术》杂志，是年轻编辑在试探边界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暗度陈仓型。后来出现的《中国美术报》，也是在体制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领导的个人意志和宽容度，可以称之为偷梁换柱型。到了90年代，《美术》和当代艺术几乎无关，《中国美术报》停办，90年代前期，出现了将地方性刊物借来办刊的《艺术界》等，属于草船借箭型。
而到了2000年以后，大众和时尚媒体的相应版面和栏目关注当代艺术，同时，网络媒体开始介入。
早期的大众媒体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当代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的妖魔化，二是当时的编辑记者对于艺术的基本概念和价值观缺乏专业准备，三是过于偏重地下艺术，将其与前卫艺术混淆，结果一方面过分宣传了一些不重要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急于成名者利用，造成混乱。
网络媒体的诞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当今的代表性媒体。很多年轻批评家第一次发表文章都是在专业的网络媒体上，可以说这些网络媒体和批评家的成长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一些直投方式的杂志，良莠不齐，需区别对待。
总体上说，现在的批评家生存状态更加多元化，和媒体的职业联系不像80年代那么直接，因此，探讨批评家与新媒体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就显得尤为必要。
段 君：首先要反省的是严密性。
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静态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会马上得到反馈。而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能迅速得到回应，你有任何不严密的地方，网友还会不断追问。因此如果从反省自身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新时代新媒体的出现，要求批评家的行文措辞更加严密。
鲍 栋：网络有时让论证成了论战。
今天的网络已经超越了传媒的概念，而成为生活本身。网络对于批评的好处毋庸置疑，如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程序上更加民主等，但正因为如此，网络批评带有很强的论辩性，即便本身不是论辩的话题，也可能引起论辩性的事件。其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家在发表文章时，会有意突出论辩性的观点，写成了短文，但其背后大量的分析、研究和系统思考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这是网媒与传统学术媒体相比的不足之处。
批评家对于网媒一开始是积极参与，近期却反而成为大众质疑的对象。网络似乎更适合论战，而不是论证。但这不是网络的本质带来的，而是我们的用法有问题。
盛 葳：学者应理性看待媒体需求。
我直接参与了五个刊物的编辑制作，最大感触是，网络时代迫使纸媒的分类分层更加明显，对读者群的定向更为细化。由此对艺术批评的直接影响就是，针对什么人群，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同时，为了吸引眼球，媒体有时会鼓励“骂派”文章。而这种情形下，学者容易在配合媒体需求的同时，迷失在光环中。我们应该更理性地来看待这个时代媒体因为自身转变而带来的某些特征。
何桂彦：网络时代仍要保持学术规范。
媒体和批评是相互需要的，这点毫无疑问。当代艺术为什么需要媒体？是因为其产生的初衷就是前卫性和宣告性。诸如超现实主义等等，光自己出的刊物就多达十几种。批评家需要媒体来掌握话语权，老一辈批评家即使直接不参与刊物的编纂，也大多是主要撰稿人。
而青年批评家与老一辈的不同在于，我们的起步大多是从网络媒体开始的，并且因着网络的便捷，大部分人五六年间就成长起来了。所以一方面，我们需探讨网络批评的规范性，如何让批评家与网络媒体保持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鉴于目前的很多问题是媒体自身的不完善造成的，我们也要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学术规范，除了便捷的网络媒体，也要更多转到纸媒，特别是学院刊物上来。
杭春晓：保持理性，提防谩骂陷阱。
媒体与批评家的关系可以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归纳。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优点是更为便捷，但很致命的问题在于，这种便捷也使参与者更容易陷入口水仗，从而丧失独立、理性的方式。争论的可怕性在于，可能把观点极端化，这在今天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因此，当我们介入争论时，一定要如何保持理性的态度。是不是尖锐的争论就一定有益于学术讨论？事实证明，有时候本来很有价值的题目，最后变成了谩骂，背离了本身的价值，这是当今时代值得反省的陷阱。
杜曦云：当别人谩骂时，回应的选择权在自己。
网络的谩骂虽然让很多人挠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无法制止，这是别人的自由，因噎废食又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仅仅是：在当别人谩骂的时候，自己选择骂还是不骂？
同时，我们也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谩骂与有价值的评述同样摆在网络上，读者自己也具备分辨能力，并不说是谁骂得够响就信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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