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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于1917年赴日后考入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其早期油画受印象派影响：“我的老师中村不折，还有在川端研究所里的老师藤岛武二等人，他们都是继黑田清辉之后的日本老一辈写实主义艺术的奠基人。老师一方面要求我们打好扎实的素描基本功，另一方面也不为纯学院派的传统‘摹拟说’所束缚和禁锢。在他们的指导下，‘写实基础’已融会了印象主义革命的因素在内。因此在这时已无形中引起和培养了我对印象主义以及各个流派的兴趣和探索。”当时对关良曾有这样的评价：“塞尚和雷诺阿这些近代大画家的名字这时也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而为许多研究艺术的人所常常道及了。但真能了解他们的艺术的意味的，关良恐怕是第一人吧。……他的初期作品，受了塞尚和雷诺阿的影响的确不少，在他的画面上，可以看出塞尚的严密的构成和有韵律的笔触来，而圆味的表现和柔和的色调却又是从雷诺阿的研究得来的。”尽管关良并不完全属于印象派作风，但从此可以看出他早期作品与印象派的师承关系。
1932年倪贻德在评价决澜社中的阳太阳和杨秋人时，用了“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的说法，加以表明他们的色彩特色。事实上，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对于南方出身的一批西画家来说，的确是十分明显的风格迹象。除了阳太阳和杨秋人以外，我们还能够发现丁衍庸、关紫兰、梁锡鸿、林达川等一些来自南方的画家，这种印象主义风气所派生出来的表现主义艺术才情，使得我们发现了某种强烈的南国文化的情结，这同时又令后人在写实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同时，能够体验印象主义相应存在的生命力。
“中国人之所以对印象派的艺术感兴趣，不外乎有下列原因：一，印象派画家有严谨的基本功，但不拘泥于写实，很注意笔触的自由，潇洒中表达情绪，表现神韵，有相当的写意性，这与中国人审美趣味相通。二，印象派从中国、日本艺术中吸收了营养，在表现语言上追求绘画的平面性、装饰性，使中国人感到亲切，也易于为他们所接受。三，印象派的直接写生，补充了中国早期文人画的不足，但印象派的写生强调写印象、写感觉，这一点与中国画的理论不谋而合，中国画家也乐于借鉴。四，印象派利用自然科学原理光学和色彩学研究成果，推进了西画的全面改革，也给有志于中国画革新的艺术家以激励、以启发。”(邵大箴《印象派绘画和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事实上，印象主义之中的表现性因素，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情境的。所谓“强烈鲜艳的色彩之上而不失去自然的真”——这无疑体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画坛关于印象主义的重要价值判断。虽然经历了抗战时期写实主义抬头的历史转变，但是印象主义依然保持其“命运竟至延长到35年的今日”的演变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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