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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逸飞来说，他自己干的活也好，他派人干的活也好，只要他不满意，不论耗资多大，都要重来。
这样一来，陈逸飞太累了。
陈逸飞太拼命了，到底拼命到什么程度，很难用文字在这里描述。
陈逸飞太累了，到底累到什么程度，来看看他的工作范围好了。逸飞绘画、逸飞雕塑、逸飞服饰、逸飞模特、逸飞装潢、逸飞网站、逸飞影视、逸飞媒体，等等，他做宏观调控怕是已经够累，再事事亲历亲为，非累坏不可。
人生苦短
有人说，把生活这个词拆开来看，就是生和活，有道理。有生命的存在，才能好好地活着，才能好好地追求活的艺术。
生命的意义，陈逸飞思考得比我们多。
生命的紧迫，陈逸飞也比我们感受更深。
我接触陈逸飞发表的谈话和文章，他用得最多的成语之一就是那个跟生命紧紧相连的“人生苦短”。我把这看成是陈逸飞对生命感受的高度概括。
陈逸飞在回答张丹关于“怎样看待人性和宗教”的时候，就曾感叹过“人生苦短”，希望人们不要去拉扯那么多闲而无聊的事，赶紧把生活构建得美好一些。
陈逸飞在接受谭璐采访的时候，也曾感叹“人生苦短”，说的是他涉足那么多的艺术领域，而苦于时间不够用，生命太短暂。
很多优秀画家涉及面都是很广，毕加索就玩过电影，玩过陶瓷。现代美术更贴近生活，不该束之高阁。
去做些什么，也有艺术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在里面。我要把我的美术和美育观念用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我“多动症”的原因。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很开心，管别人说些什么，我又不是为别人活的。而且我现在可以有条件做我喜欢的事，为什么不做？
人生本来苦短，为什么不找自己开心的事去做？有些人整天在说怀才不遇。苦思冥想，那太痛苦了。现在是20世纪，20世纪的艺术家与19世纪的处境截然不同。
（谭璐：《六问陈逸飞》，《北京青年报》1997年2月15日）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文化产业领域的拓宽，他似乎感觉到了年龄越来越大，而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紧迫，真是人生苦短。
节日对我不重要，可以说我每天都在过节或每天都在忙，从这点上有时会对不起朋友，陪他们看电影呀，旅游呀，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打扑克打麻将，与朋友一起逛街、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事。人生苦短呀。
（郭晋丽：《与陈逸飞谈绘画、电影、时装及其他》，《北京晚报》2000年2月6日）
这次陈逸飞用了一个叹词“呀”，表明他对“人生苦短”感叹的加深，或许他在冥冥之中预感到了什么。
人生苦短，更应该珍惜生命。杰出的人物要珍惜生命，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社会的巨大财富，全社会也因此要珍惜他们的生命。
陈逸飞的病逝，引起强烈的反响，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关注。人们在感叹痛失陈逸飞的时候，更多的是反思：如何防止这样的痛失。
上海市科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荣林在《“不对称”的陈逸飞》的文章里，对陈逸飞的病逝进行反思。这里引出其中两段，供反思中的人们参考。
才华横溢的陈逸飞走了，走得那么仓促。恩格斯在悼念*时说过，死之不幸主要不是对于死者，而是对于生者。这种不幸驱使人们重新评估和认识生命的价值，以及考量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有限生命资源的配置效率……
最近，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教授重新解读了“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道德观。他认为，为了更有效地上火线，“轻伤必须下火线”。中年骨干知识分子面临着三大不对称，需要加以协调。一是生理能力与心理能力不对称。中年学者思想、学术进入了人生鼎盛的成熟期，一般说来心理状态更趋稳健、聪慧、老练，抗波动心态好，敢于接受挑战性的事业。但中年人的脏器则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体质适应高强度、大负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正如一位画家对陈逸飞超负荷多重角色的评价：“一个轻量级的拳击手偏偏要做泰森。”事业上的强势，使陈逸飞已呈骑虎，其结局必然加剧生理能力与心理能力的背离。二是应酬压力与消受能力不对称。凭一般规律推测，像陈逸飞这样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可能少不了各种应酬，尽管据说他平素烟酒不沾。但那种缺乏规律的生活，苦乐不均的饮食，只能适应于而立之年的青年人，对于知命之年甚至于杖乡之年者，则无疑是一种摧残。三是来日无多与事业未竟之间不对称。在陈逸飞独特的视觉艺术天地里，其事业的辉煌才头角初露，可谓方兴未艾，但事业无限，人生却有限。欲在人生苦短的暮年前后完成未竟的事业，必将使自己陷入每天追星赶月的玩命之中。在传统的价值观主宰舆论的年代里，人们赞美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而在理性思考的年月里，人们开始将之视作对事业、对社会、对人生的轻率，人们之所以为名人而骄傲，那是因为他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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