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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怔，我的手机怎么会响起来，声音那么陌生。事后知道是小孩玩手机，把震动变成了声响。
“陈逸飞先生过世了！”胡红一声音低沉。“啊！”我惊叫了一声。“很突然！”胡红一说。“太突然了！”我说。我们都没有多说就放下电话了。
我放下电话后，对这个消息仍抱有怀疑，希望陈逸飞还在《理发师》现场拍片。电话打到上海，金克林说：“已经得到消息。”完全是痛惜的口吻，没法不相信了。“怎么这么快！”我说。“是呀，只知道一直是肝不好，怎么弄出胃出血来！”克林说。“余老师和马兰知道消息了吗？”我问。“还不知道，他们还在美国，我代表他们去送花圈吧。”克林说。
我想，余秋雨和马兰作为陈逸飞的好朋友，得到消息一定很悲痛，便想打电话去安慰他们，请他们节哀。电话一直打到夜间，手机一直不通。
20多天前，3月15日，我和余秋雨先生还谈起陈逸飞。那天，金克林从上海飞往桂林，我和常剑钧、刘龙池、裴志勇从南宁驱车到桂林，还有从天津飞过来的俞凡，一同在兴安的乐满地等候从深圳飞往桂林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大型演讲安排在第二天下午，这天晚上只作了一个小型演讲并接受记者采访。热闹散去，我们几位，还有桂林的王志梧，陪同余秋雨在乐满地的茶厅喝茶。余秋雨问起广西文学界情况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几年比较热闹的《英雄》、《十面埋伏》、《寻枪》、《理发师》、《幸福时光》、《那年秋天》、《真情三人行》、《耳光响亮》等影视作品都是出自广西青年作家的手笔。“《理发师》也是广西写的？”余秋雨问。“是，凡一平。”我说。“《理发师》的本子还在我台上。”余秋雨说。于是说到了陈逸飞。
认识陈逸飞很晚，是在《理发师》停拍之后。认识陈逸飞，因为《理发师》，因为凡一平，还因为广西电视台的《时尚中国》栏目。陈逸飞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两度来到南宁，都因为这三个“因为”。
2003年3月27日日记的若干记录里，有三条是记录陈逸飞的。一、凡一平和广西电视台副台长林杰谋，还有编导于小江，宴请陈逸飞，我和胡红一、东西、黄佩华、常弼宇、黄神彪陪同，广西日报总编李启瑞和广西文联主席蓝怀昌出席。二、赠送陈逸飞《余秋雨的背影》。三、与陈逸飞一起给马兰打电话，互致问候，余秋雨当时不跟马兰在一起，请马兰代致问候。
28日晚，陈逸飞和凡一平去出席电视台的活动，我没去观看。夜餐的时候，又见到了陈逸飞，还是他住的凤凰宾馆。陈逸飞的杯里是茶，我的杯里是啤酒，我主动跟他碰杯。过了一会，他举杯走过来跟我碰杯，告诉我说，凡一平昨晚深夜跟他讨论剧本，中间把我历年来搜集的那捆关于他的资料打开给他看，那么多，那么全，他很感动。再过一会，陈逸飞先回去休息了，我们几位则跟广西台的一批朋友闹到深夜，肚子装满啤酒，喝不动了才回家。
再次见到陈逸飞，还是因为《理发师》，还是因为凡一平，还是因为广西电视台。他一边出席公开活动，一边私下里跟凡一平探讨《理发师》本子的修改，一边私下里听取朋友们对剧本的意见。
今年的正月初七，举办《理发师》重新开拍新闻发布会，初八陈逸飞就领着剧组的人员正式开拍。我们都在等待这部历经两三年的《理发师》的关机和放映，哪料导演陈逸飞会病倒在拍片的现场。
4月19日，广西电视台《时尚中国》栏目邀请一批知名人士举行陈逸飞先生追思会，参加追思会的大多是与陈逸飞有过交往和合作的人士，都是饱含着对陈逸飞的一片深情来参加的。胡红一、沙丹、林杰谋等人都表达了对陈逸飞先生的难忘的记忆。在追思会上，我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上海应该珍视自己的文化名人，死去的要珍视，活着的更应该珍视；一层是我自己眼下还写不出关于陈逸飞的著作的时候，一定会在一些文章和书的章节论及陈逸飞先生，以表达敬意和怀念。
从陈逸飞不幸逝世的4月10日，到上海隆重举行告别会的4月20日，文化界处于悲痛的气氛中，所有关于陈逸飞的电话都是表达悲伤和追思的，没有人约文章，也没有人约书稿。
从4月21日开始，连续多家出版社的编辑和负责人来电话，约写关于陈逸飞的书，五一长假期间还有一位编辑专程从北京到了南宁。我跟他们说，目前出一本追怀陈逸飞先生的书，凡一平来写最合适，这两年他与陈逸飞携手打造《理发师》，一定有许多东西写出来值得一读。便给凡一平打电话，帮助出版社动员他写书。凡一平每次都对我说，他接到约稿的电话比我还多，他每次都告诉约稿的编辑，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一本关于陈逸飞的书来，最有可能的是杨长勋，资料最多，准备充分。这样一来，约稿的重点就转到我这边来了，理由是，能写《余秋雨的背影》，也一样能写《陈逸飞传》。《红豆》杂志的黄土路也不断来电话说，不管你答应为哪家出版社写，反正你都应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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